快法务夏文奇：参与变革 这是时代赋予的最好机

　　处女座的工匠精神

　　夏文奇先生的工位隐藏在办公区的中段，一排办公桌最靠墙的一处。作为快法务公司的CEO，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而是习惯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穿着棉T恤、七分裤和人字拖，坐在员工们中间，一身“硅谷气质”。

　　夏文奇1977年生人，做市场营销出身，而不是法律。这常常出乎他人意料，在许多人的主观想象里，他会是一个西装革履、律师出身的“无聊”大叔。

　　“市场出身为什么不能做法律服务?”夏文奇反问，“我能聚合全中国最多最专业的人就够了。”

　　快法务是一家提供综合在线法律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从公司注册、财税代理、商标专利、专业法律、社保人事等一站式服务。这是夏文奇寻找到的创业“痛点”——对于所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来说，这些问题永远是耗时耗力的麻烦事。

　　他职业生涯中的最高纪录，是在以前供职的公司，一年间操盘了两百多场市场营销活动，平均一天半一场。

　　这个纪录显现了他的特点：精力充沛，偏爱高效。他认为任何降低效率的事，都应该被剔除，像杂草一样被拔掉。

　　而他创办的快法务，就像一个“处女座的英式管家”。“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吧。”夏文奇笑称，“我就是处女座，我认为所有做服务的公司都应该具备这种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一定要做到极致。”

　　工作都在有序的展开：到2016年6月，快法务公司就成立两周年了，这一个月，公司都在准备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六一儿童节这天，他们甚至还给合作伙伴送去了哈利波特全集，希望在接下来的“冒险日子”里，能够一路同行。

　　39岁的夏文奇也过了个“六一”，开心又隐含焦虑。两年前，他和合伙人走上创业之路，两年时间，对于一家公司，说长不长，大概也正处“童年”。能够度过属于公司的第二个“儿童节”，看着自己的公司在创业大潮中生存、发展，当然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同时，他也焦虑，担心自己能不能一直跟上潮头，而不会被风浪打下，“这是现在一直焦虑的，担心的是自己跑得不够快，基本上每天都会焦虑。”

　　对于置身“全民创业”中的每一个人，这样的焦虑都不陌生。

　　2015年，全中国新成立的公司超过443.9万家，大概每天就会产生1.2万个CEO，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以失败告终。夏文奇和他们不同在于，或者他的幸运在于，他已不是站在“悬崖边”的创业者，而已可以开始考虑如何将公司做得更大、更强。

　　移动互联网的草根真相

　　夏文奇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转折于十年前的一轮技术创新。

　　他2005年进入搜狐新成立的无线事业部，负责新兴的移动互联网的市场运营。2005年，离第一代苹果手机诞生还有两年，3G也未出现，手机上的移动互联网，在国内，还处于刚刚兴起的萌芽状态。

　　夏文奇印象最深的是在手机上直播NBA：某某又进球了，某某又犯规了——不是指的视频，而是文字实录，一条又一条的实况信息。这种简陋的呈现方式，如今看来像上个世纪的古董，但在当时，同时在线人数却可以达到数百万。

　　“那时候最大的成就感，是觉得你在参与一个变革，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就好像是开拓一样。”

　　这样的开拓并不容易，他从北京跑去深圳华强北水货市场“刷机”——在数千万台的水货手机内，植入搜狐的WAP网页icon。刷机、水货、WAP网站，这些已淡出人们视野的词汇，在当时却是绝对的潮流趋势。

　　彼时，使用手机上网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军人、工人——他们没钱买电脑，简陋的手机上网成为次优选。这个庞大的草根群体，孕育了近70%的活跃用户。

　　对于夏文奇这样的亲历者来说，这才是移动互联网在中国，从产生到发展的真相：以一种比国外远为草根的方式，自下而上得蓬勃发展。

　　这段经历型塑了夏文奇对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理解。2007年，搜狐、新浪，腾讯，空中网共同撰写了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报告，提交给工信部。夏文奇撰写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现状以及商业模式分析。

　　“别的记不清，当时一个结论性的标题是中国移动互联网未来一定可以超越日本跟欧美。”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中国2G上网还不普及的时候，日本已经普及了3G网络，出现了运营3G网络的上市公司。

　　2008年，夏文奇开始负责搜狗输入法的移动互联网推广，完成了其“从0到1”的跨越，收获一亿下载用户。直到2010年，夏文奇加入彼时还是初创公司的易到用车任市场总监，一年多后，又加入盛大无线任运营高级总监。

　　他的职业发展背后，是中国日益壮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置身于变革之中，他将每一个工作经验都视为创业前的预备役。2014年，在他终于走出创业这一步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移动互联网第一大国。

　　砸破那块铁板

　　夏文奇的创业也有赖于互联网的普及，这不仅指技术的革新，也指被互联网培养的一代新人。快法务希望沟通创业者和传统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工商代理人，在2014年春天，公司刚起步的时候，谁会相信一个全新的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呢?

　　他将公司的核心定义为互联网的“共享经济模式”——通过移动交易平台连接这些专业服务提供者与创业企业，整合闲置律师、会计等专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碎片时间，进行服务标准的定义与定价，通过充分透明的信息让供需双方自由匹配，既给客户带来低成本、高效率的标准化服务，同时为律师、会计、代理人等带来案源增加收入。

　　听起来有一点像法律服务界的Uber。快法务的互联网基因也体现在它的客户身上——超过60%的客户都是科技类公司——它们更容易接受基于技术的创新。

　　而在最初，由于传统行业多年来形成的既有格局难以打破，技术创新只能以略显笨拙的方式开始渗透。

　　为了拓展最早一批的专业合作商，夏文奇和伙伴们从北京工商局网站上下载了有资质的工商代理人的联系方式，一共684个，六个人一人分了一百多个，挨个打电话跟人介绍。

　　如今，夏文奇这么总结当时的经验：“(要找)年轻人，一定是要年轻，过了35岁就不行。再一个是对互联网有一些认知有一些了解的，他们更愿意接受并拥抱新技术。”

　　在办公室，回忆到这的时候，斜倚在沙发上的夏文奇语气也变得骄傲起来：“我们第一个工商注册的代理人是利用关键词搜索，从微博上找到的。我们把他约到办公室，聊了很久，那哥们说试一下，因为年轻人嘛，还能接受，就慢慢做，自己越做越好，现在是我们海淀区很靠谱的合作商。他去年在我们这里做了将近一百多万的营收。”

　　“我们开玩笑说，他将来一定是我们要请去敲钟的人。”

　　如今，在快法务平台上的律师、会计、工商代理人、知识产权代理人将近4000人。2015年起，夏文奇开始接到恐吓电话，呵斥他打破了行规，破坏了既有平衡。那时他才渐渐感觉到，传统行业的那块铁板，被他砸出了裂痕。

　　这是时代赋予的机会

　　“现在想的，主要是怎么扩大规模，把外地市场的业务规模做起来。现在我们整个的业务量，北京接近60%。现在就需要把北京的模式在上海、深圳、广州复制出来。”

　　快法务的最高纪录产生在2015年10月，在快法务平台新注册的公司接近北京市当月新注册公司的5%，也就是900家。

　　而在两年前的春天，快法务还没上线的时候，北京举办了一场以创业者为主体的运动会，3000名创业者参与，疯狂地拔河、4×100赛跑、创业抱抱抱……夏文奇就在运动会现场，挤在3000多创业者里，背着双肩包，散发名片和公司材料——这个场景在如今看起来像一个隐喻，快法务于“创业潮”中诞生，也从创业者身上嗅到商机。

　　“在快法务的产品上线之前，我们大概就有六十多个订单了。”2014年6月，快法务网站上线，一个月后，夏文奇拿到了策源创投的A轮投资，彼时，公司位于石景山的办公室，还能闻到隔壁厕所的味道。

　　2015年9月，在“全民创业”向“资本寒冬”转变的时候，快法务拿到了顺为领投的千万美金B轮投资。彼时，创业市场一片颓态，创业者们可以轻松拿到投资的时代结束了，许多创业项目胎死腹中，投资人变得谨慎而小心。先是股市崩溃，再是投资环境的恶化。

　　“资本寒冬对你们没有影响吗?”

　　“我记得我们做B轮之前，月均增长，GMV增长月均都在45%以上。而且工商新注册公司的数据，真的是一直在增长。”夏文奇说，虽然感觉到了资本寒冬，但他一直没有担心。

　　“你想想去年10月份的时候，一个月北京新注册的公司是1.8万家，现在将近4万家，你说有影响吗?”

　　就好像该创业的人总会去创业，互联网正向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这样的变革，无论经济是好是坏，总会发生，就看谁能抓住机会。

　　“我常跟我们伙伴讲，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机会，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机会。技术创新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服务及消费的升级也在为我们不断拓宽发展的空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还能不能遇到这样整个移动互联网信息化大变革的机会，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会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