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芯片发展史对“中国芯”的启示

1983年，历经多年努力，三星的首个芯片工厂在京畿道器兴地区落成，并在投产后很快便开始量产64位芯片。很快，三星开发了256位芯片、486位芯片，并正式进入全球芯片市场的竞争中；仅时隔10年，三星的量产芯片市场份额直逼日本。

1999年，韩国教育部为建设研究型高校，并最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研究中心大学及具有世界特色的专业，耗费3.6万亿韩元及13年时间，发起“BK21”（BrainKorea21）计划，向580所大学、专业或研究所进行精准、专项支援。

BK21以及此后进行的BK21+计划，沿袭了韩国一直以来的“政府+大财团”的产业政策，大规模鼓励企业及大学间的结合，并在选择BK21支援对象、专业的过程中，将是否进行有机结合纳入评选及评价的核心指标。在此影响下，韩国大学掀起半导体专业热潮，三星对于成均馆大学的投资以及半导体工学系的创办，也是在该时段开始的。

2005年，成均馆大学与三星电子合作，创办半导体工学系，该系被指定为韩国教育部“创新型专业”，并每年为包括三星在内的韩国企业培养芯片产业的人才。

此外，韩国政府指定芯片产业及技术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并致力于高度保障技术及产权。

在韩国，半导体核心技术被纳入国家重点管理的技术范围当中，防止半导体技术的泄露、逮捕产业间谍，维护知识产权，是韩国情报机构近年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市场联动：发挥企业家精神

芯片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很难跳过一代芯片、进入下一代；而进入下一代的研发，则需要非常高的人力资本及研发成本，才能触发量的优势。后发企业刚刚开发了一代芯片，结果发达国家的先发企业直接降价，并投入新一代芯片研发。正因为这一系列怪圈，导致终端企业更加偏向于性能稳定且价格低廉的先发企业产品。没有足够使用量且背负大量投入的压力下，后发企业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而无论是三星的内部人员、业界人士乃至于竞争对手都承认，如果没有三星自身特别是企业家本人的主导作用，三星的芯片产业乃至韩国的芯片产业无法走到今天。

可以说，三星死磕芯片产业的背后，有着李秉喆、李健熙两代企业家的拼命血拼。1983年，三星成功开发64位芯片，落后于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技术将近5年（即便是到了开发1MDRAM时，仍然落后1.5年）。三星虽然于一年后成功量产64位芯片，不料却遇上了半导体价格史无前例的暴跌，先发企业依靠技术及成本优势，大幅降价，每片价格从4~5美元暴跌至最低时只有25美分，“而当时，三星生产64位芯片的成本是1.3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每生产一片芯片，三星需要倒贴1美元。”知情人士告诉笔者。

笔者查阅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三星财报发现，三星电子当年亏损近3亿美元，股权资本更是全部亏空；在外界看上去，三星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输不起，也更没有继续加码的资本。

1987年11月，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去世；直到他倒下，都没有看到自己一手推进的三星半导体产业获得成功。而半导体，既是父亲没有完成的一大遗愿，也成为了摆在新任三星掌门李健熙的“心头之患”。若换成一般企业，可能在此刻会选择放弃；而李健熙选择了“豪赌”。

李健熙的“豪赌”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于人才的选拔。李健熙曾对外声称：“我的一生，80%时间都用在育人选贤上。”现在，三星已经建成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并每年巡回在各个国家推行专家制度，在派遣优秀人才出国的同时，还在包括中国北京大学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开设专场招聘。

知情人士还向笔者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三星曾面临被美国控诉倾销的情况；结果当时的三星掌门人李健熙敏锐地抓住克林顿总统重视硅谷的特征，向美国派遣人员进行大规模游说，对象包括美国白宫、议会、贸易及科技部门的有关人士，并表态“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最终美国仅象征性向三星收取0.74%的反倾销关税，三星最终度过了这场危机；此后，三星开始重视对外宣传，并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公关及宣传团队。

“三星在韩国企业中，最早了解到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拥有全球化团队的必要性；如今，三星拥有最领先的一套全球性的公关团队，这套团队不仅针对韩国国内，更是面向全球的受众。”这位知情人士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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