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为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那时候大家都认为3G牌照很快会发，没了命的赶进度，为了在2001年的北展上打通电话，所有人被分为两组，日夜倒班。我们的传输板是提前调好的，没我们啥事，当时觉得挺高兴，现在想来不是啥好事。

　　所谓“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才能凝结友谊，没有参与热火朝天的联调，失去了和以后很多大佬加深友谊的机会，这里面可有后来的无线总裁啊。有时候还真不能计较一时之短长，吃亏说不定是福分。

　　最后在北展开幕前，我们打通了华为第一个3G电话。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国的3G牌照遥遥无期，整个3G团队陷入了铸好屠龙刀无龙可屠的境地。从此以后好几年每逢聚餐时，产品线老大总是要画一次饼“明年要发3G拍照了，市场份额有500亿，我们要做百亿产品线”。多年之后，他的饼还是兑现了，只不过100亿人民币换成了100亿美金。

　　2001年，我们从证券大厦搬入了金茂大厦。大概是因为金融危机，金茂没有租客吧。有此先例后，我们在浦东就成了暖场大军，哪儿写字楼人气不旺就往哪儿搬。

　　北展之后，3G没戏，在02年8月我被派去支持GSM。说是支持，其实就是去当苦力，当时GSM质量很差，网上一堆基站有问题，我们被派到一线去更换备件。

　　我去的地方是贵阳，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走遍了贵阳附近的山山水水，清镇和修文去得最多。贵阳附近修完后，最后去了一趟黎平，这也许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去这种地方了。经过凯里的时候，当地维护的负责人请我们吃了凯里的酸汤火锅。说起贵州的吃，花江狗肉、乌江鱼、阳朗鸡都是极有名的。这段时间每天早出晚归，背着一堆备件满世界找基站，幸亏当地的出租车师傅对我们的基站很熟，否则不知如何收场，又没有GPS什么的。

　　除了找站以外，站在山顶，利用对面山上的基站的一点微弱信号给上海打电话的感觉也非常刺激。

　　由于有这么一段经历，后来负责硬件质量时，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感到责任很重，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解决，维护的兄弟就得像我当初一样起早贪黑奔波于穷山恶水之间。这种感觉也许是我今后的职业发展的决定因素，虽然当时自己不知道。正如前面所说，祸福难料，人很难想清楚一件事对自己今后的影响。

　　从贵阳回来后，估计是锻炼过了，我当上了一个小组的PL。PL这个岗位从经济收益上来看并不大，该干的活一份不会少，不算管理者也没有什么额外收益，想升级，一样要走技术通道。但从长期看，这个岗位属于上升的枢纽，没做过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岗位做不好的人，在公司发展都不大好。

　　当上PL后确实也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如何做项目计划、风险计划、沟通技巧等等，尤其是要给别人安排工作，总得懂别人做的东西吧，不懂装懂会让下属看不起，只能自己学。PL当了两年后，我已经是整个大组技术最强的人了。因为是PL，捞到一次见老板的机会。现在还记得地点是在金茂的裙楼里面的一个会议厅。那一次以后，再次见到老板就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当PL前连个会也不会开，当着七八个人说点东西都紧张，好在大家都是新人，很宽容，慢慢也就适应了。不过人前讲话紧张这个事情还是要看听众的规模，七八个人不紧张，当LM后面对四、五十人时还是紧张，适应这个规模后，面对二三百人也还是紧张，现在算是适应了。估计今后面对上千人还是要紧张，不过应该没这个机会了。

　　当PL也不全是好事。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虽然老板写过了《华为的冬天》，最后还是要人员紧缩，我的小组分到一个名额。选人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沟通也很痛苦，最后我和他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不知这个叫王伟的兄弟现在过得好不好？

　　从此以后，基本上都保留着每年5%的淘汰指标，年景好的时候抓得不紧，大家都以离职的人凑数，有时候为了凑数，还要委屈离职的兄弟晚个一两个月走。但是年景不好的时候，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那就是实打实的要完成，非常难受。这个可能是公司压力山大的主要原因。

　　从理性来看，强制淘汰对于激活组织有帮助，也许公司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有这套管理方法的贡献，但是具体到人来说，大家都难受，不管是管理者和员工。这种痛苦无法逃避，因为指标是分层管理的，这是在公司工作最痛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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